目的 探讨ZDE-1与自噬接头蛋白SQSTM1/p62的靶向调控关系，明确其通过调控SQSTM1/p62介导的自噬流缓解心肌纤维化的分子机制。方法 采用CCK-8法检测ZDE-1对心肌细胞活力的影响；免疫荧光技术检测ZDE-1干预后心肌细胞内p62蛋白成点数量的变化。为明确ZDE-1对细胞自噬流的调控效应，以p62和LC3-Ⅱ为自噬流核心检测指标，结合自噬通路特异性抑制剂(溶酶体降解抑制剂BafA1、自噬起始抑制剂3-MA)进行干预，采用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各指标表达变化。采用蛋白免疫印迹技术检测ZDE-1处理后细胞中p62、LC3-II以及p-p70S6K、p-AMPK的表达水平；实验分为以下各组：空白对照组、2.5μmol/L ZDE-1单独处理组、2.5μmol/L ZDE-1+50 nmol/L BafA1联合处理组、2.5μmol/L ZDE-1+100nmol/L Rapa联合处理组、2.5μmol/L ZDE-1+10 mmol/L 3-MA联合处理组。在抗纤维化实验中，采用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不同处理组细胞中CollagenⅠ和α-SMA的表达水平，实验分为：空白对照组、10 ng/mL TGF-β单独处理组，以及2.5、5、10μmol/L ZDE-1分别联合10 ng/mL TGF-β处理组。结果 以2.5、5、10、20μmol/L ZDE-1干预4 h为诱导心肌细胞自噬的最优方案。与对照组相比，ZDE-1处理后p62小体成点数量明显增加(P<0.05),p62蛋白表达水平下调(P<0.05),LC3-Ⅱ表达水平上调(P<0.001)。相较于空白对照组，2.5μmol/L ZDE-1与50 nmol/L BafA1联合处理组的LC3-Ⅱ表达上调(P<0.01),2.5μmol/L ZDE-1与10 mmol/L 3-MA联合处理组的LC3-Ⅱ表达量下调(P<0.01)。p62蛋白表达方面，2.5μmol/L ZDE-1与BafA1联合处理组p62表达上调(P<0.05),2.5μmol/L ZDE-1与3-MA联合处理组p62表达下调(P<0.01)。相较于空白对照组，ZDE-1单独处理组(P<0.01)、ZDE-1与BafA1联合处理组(P<0.001)、ZDE-1与Rapa联合处理组(P<0.001)以及ZDE-1与3-MA联合处理组(P<0.05)中蛋白p-p70S6K表达量均降低。相较于空白对照组，在ZDE-1单独处理组(P<0.01)、ZDE-1与BafA1联合处理组(P<0.001)、ZDE-1与Rapa联合处理组(P<0.01)以及ZDE-1与3-MA联合处理组(P<0.01)中蛋白p-AMPK表达量均升高。在TGF-β诱导的心肌成纤维细胞中，2.5μmol/L ZDE-1能够明显降低α-SMA和CollagenⅠ的蛋白表达，使其恢复到正常水平(P<0.05)。结论 2.5μmol/L浓度的ZDE-1干预心肌细胞无细胞毒性，其可通过下调p62表达水平、增加p62小体成点数量，经AMPK通路激活SQSTM1/p62介导的自噬并维持自噬流通畅，进而显著抑制TGF-β诱导的心肌成纤维细胞纤维化，缓解心肌纤维化进程。
目的 本研究采用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 MR)方法，旨在评估血清微量营养素与肺结核之间的因果关联，为制定有效的肺结核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策略提供遗传学证据。方法 本研究基于国际流行病学联盟(IEU OPEN GWAS project)数据库，选取15种血清微量营养素作为暴露因素。肺结核作为结局因素(数据来源于芬兰数据库)。筛选符合MR三大核心假设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样本双向MR分析，以逆方差加权法(Inverse variance weighted, IVW)为主要分析方法、结合MR-Egger回归、加权中位数法、加权模式法及简单模式法综合评估暴露与结局的因果关系。采用优势比(Odds ratio,O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量化各暴露因素与结局的关联强度。通过敏感性分析评估结果的异质性与水平多效性，以验证因果推断的稳健程度。进一步采用多变量MR(Multivariable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MVMR)控制多暴露间的混杂效应，以提高因果推断的准确性。结果 正向MR分析结果显示，在15种血清微量营养素中，血清铁与维生素C对肺结核存在显著负向因果效应(铁：OR=0.27,95%CI=0.14～0.53,P<0.001;维生素C:OR=0.42,95%CI=0.18～0.97,P=0.041),表明血清铁和维生素C减少肺结核发生的风险。其他4种方法分析效应值的方向与IVW分析效应值的方向一致。反向MR分析结果显示，血清铁和维生素C与肺结核之间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铁：OR=1.02,95%CI=0.99～1.04,P=0.158;维生素C:OR=1.01,95%CI=0.99～1.03,P=0.282),表明血清铁和维生素C不受反向因果联系，结果较为稳健。敏感性分析未发现明显的异质性和多效性。将符合筛选条件(单因素IVW中P<0.05且无水平多效性)的血清铁与维生素C纳入MVMR分析，只有血清铁对肺结核表现出显著的保护性因果效应(OR=0.32,95%CI:0.13～0.80,P=0.014),而维生素C的效应则不显著(OR=0.70,95%CI:0.31～1.58,P=0.387)。结论 本研究提示高血清铁水平可能是活动性肺结核的保护因素。在活动性肺结核发病过程中，铁营养状态可能存在潜在的免疫调节作用。该发现对结核防控的公共卫生策略具有指导意义：应关注重点人群的铁营养状况，并在结核防治实践中，科学评估并适度补充铁剂，可能有助于增强宿主的免疫防御能力。
目的 探讨不同营养状态及体成分对儿童骨龄发育提前或落后的影响。方法 以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在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就诊的1 249例5～17岁儿童为研究对象，测定身高、体重。根据《7岁以下儿童生长标准》WS/T 423-2022、《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WS/T 586-2018及《学龄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筛查》WS/T 456-2014评估儿童营养状态，将儿童分为消瘦、正常、超重及肥胖4组。采用体成分分析仪测定体成分指标：蛋白质、肌肉量、无机盐、去脂体重、体脂肪量、骨骼肌、体脂百分比(Percentage of body fat, PBF)、肌肉脂肪比(Muscle fat ratio, MFR)、躯干肌肉量、四肢肌肉量、躯干脂肪量、四肢脂肪量、内脏脂肪面积、肥胖度、骨矿物质质量、基础代谢率(Basal metabolic rate, BMR)。通过拍摄儿童左手X线平片，采用中华-05骨龄评价方法评估儿童骨龄，根据骨龄差值=骨龄-实际年龄，将骨龄发育分为：差值<-1为骨龄落后组、-1≤差值≤1为骨龄正常组、骨龄>1骨龄提前组。结果 与营养状态正常组比较，消瘦组骨龄发育落后的比例升高，骨龄提前的比例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超重及肥胖组骨龄提前的比例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女童组比较，男童组骨龄提前比例降低，落后比例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消瘦组骨龄发育落后率最高，为41.79%,肥胖组骨龄提前率最高，为46.58%。与骨龄正常组比较，骨龄落后组MFR增加，其余15个体成分指标均减少；骨龄提前组MFR减少，其余15个体成分指标均增加，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采用主成分分析将16个体成分指标降为3个体成分因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体成分因子及不同营养状态对骨龄发育的影响，结果显示，在骨龄落后组：瘦体组织因子(OR=0.13,95%CI:0.08～0.21,P<0.001)、脂肪蓄积因子(OR=0.55,95%CI:0.43～0.70,P<0.001)、体成分平衡因子(OR=0.61,95%CI:0.53～0.72,P<0.001)均为骨龄落后的保护因素；骨龄提前组：瘦体组织因子(OR=7.28,95%CI:5.26～10.06,P<0.001)、脂肪蓄积因子(OR=1.55,95%CI:1.33～1.80,P<0.001)、体成分平衡因子(OR=1.40,95%CI:1.18～1.65,P<0.001)均为骨龄提前的独立危险因素。;消瘦(OR=2.52,95%CI:1.45～4.38,P<0.001)是骨龄落后的危险因素；超重(OR=2.17,95%CI:1.52～3.10,P<0.001)和肥胖(OR=2.54,95%CI:1.84～3.50,P<0.001)是骨龄提前的危险因素。结论 不同的营养状态及体成分对儿童的骨龄发育有影响。
目的 探究高危妊娠产妇产后大出血(SPPH)患者在经标准止血处理及限制性输血治疗后发生再出血的影响因素，并构建风险预测列线图模型。方法 回顾性选取2021年4月至2024年4月在北京怀柔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接受标准止血处理及限制性输血治疗的231例发生SPPH的高危妊娠产妇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限制性输血的治疗效果分为出血控制组(n=180)与再出血组(n=51)。对比两组一般资料和输血治疗前的血流动力学指标[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平均动脉压(MAP)、心率(HR)];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高危妊娠产妇治疗后再出血的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其预测效能，校正曲线评估其与实际结果的贴合度，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列线图模型净效益。结果 出血控制组年龄、流产次数、剖宫产史占比、子宫手术史占比、前置胎盘史占比、贫血占比及SBP、DBP、MAP、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纤维蛋白原(Fib)、凝血酶时间(T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低于再出血组，而HR、平均血小板体积(MPV)、白细胞介素-18(IL-18)、分娩时胎龄、白细胞介素-1β(IL-1β)、输血及时率、出血估计准确性和血小板分布宽度(PDW)高于再出血组(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限制性输血治疗前MAP、SBP和DBP是高危妊娠产妇治疗后再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而HR、IL-1β和PDW则是独立保护因素(P<0.05);基于上述风险因素构建风险列线图模型，ROC分析结果显示列线图模型对于产妇治疗后再出血有较高的预测效能(AUC=0.861);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模型对高危妊娠产妇治疗后再出血的预测贴合实际观察结果(χ2=4.032,P=0.417),Bootstrap法显示，预测模型C指数为0.807(95%CI:0.758～0.926);DCA结果表明，该列线图模型在0%～78%的阈值概率范围内均显示出积极的临床净获益；亚组分析显示，在SBP>140 mmHg、PDW>10.15%、IL-1β>3.85 mg/mL时预测效能最高。结论 大出血后高水平SBP是高危妊娠产妇SPPH经标准止血处理及限制性输血治疗后发生再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而高水平HR、PDW、IL-1β则是保护因素，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可作为预测高危妊娠产妇SPPH疗效的临床预警指标。
目的 探讨丙酮酸激酶M2(Pyruvate kinase M2,PKM2)的K367M、R399E不同突变位点对免疫检查点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程序性死亡配体2(Programmed death-ligand 2,PD-L2)及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1α(Interleukin-1α,IL-1α)、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表达的调控作用，分析其在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免疫逃逸及肿瘤免疫微环境重塑中的潜在机制。方法 构建KYSE150细胞稳定表达PKM2野生型(PKM2-WT)、PKM2-K367M和PKM2-R399E突变体，以及AKR细胞稳定敲低PKM2(shRNA-PKM2-1、shRNA-PKM2-2)的细胞模型。采用定量磷蛋白组学技术分析PKM2-WT与PKM2-K367M和PKM2-R399E之间的差异磷酸化蛋白。通过流式细胞术验证PKM2-K367M和PKM2-R399E突变体在KYSE150细胞中的表达稳定性，并检测PD-L1、PD-L2、IL-1α和IL-1β的表达水平。采用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表达PKM2-K367M或PKM2-R399E突变体的KYSE150细胞以及shRNA-PKM2-1、shRNA-PKM2-2的AKR细胞中PKM2、PD-L1、PD-L2和IL-1α的蛋白表达。将AKR对照细胞及shRNA-PKM2-1敲低细胞皮下接种C57BL/6N小鼠，每组3只，建立移植瘤模型，测量肿瘤体积和重量，通过免疫组化检测肿瘤组织中PKM2、Ki-67、PD-L1和PD-L2的表达。结果 构建稳定表达PKM2野生型(PKM2-WT)、PKM2-K367M及PKM2-R399E突变体的人食管鳞癌KYSE150细胞株，以及稳定敲低PKM2的鼠源AKR细胞株。与PKM2-WT组相比，PKM2-R399E组IL-1α上调，PKM2-K367M和PKM2-R399E组普列克底物蛋白和Sec7结构域蛋白3(PSD3)上调，PD-L1、PD-L2、IL-1α和IL-1β的表达均升高(P<0.05)。与Control组比较，shRNA-PKM2-1、shRNA-PKM2-2组AKR细胞中PKM2、PD-L1、PD-L2、IL-1α的蛋白表达均降低(P<0.05)。体内实验中，与Control组比较，shRNA-PKM2-1组肿瘤重量降低，细胞质中PD-L1、PD-L2及细胞核中Ki-67的表达均降低(P<0.05)。结论 PKM2不同突变位点可通过差异性调控PD-L1、PD-L2及IL-1α、IL-1β的表达，并伴有PSD3上调，提示PKM2通过免疫-代谢机制参与ESCC免疫检查点调控及肿瘤免疫微环境重塑。
目的 探究糖化血红蛋白(HbA1c)、应激性高血糖比值(SHR)与中青年急性心力衰竭(AHF)患者预后的关系，并分析HbA1c、SHR联合临床危险因素对AHF患者预后不良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2022年4月至2025年3月本院收治的180例中青年AHF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根据患者出院后90 d内是否再入院将其分为预后不良组(n=41)和预后良好组(n=139)。收集并比较两组患者HbA1c、SHR水平、一般临床资料以及实验室指标，分析中青年AHF患者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基于影响因素构建并验证预测模型，决策曲线分析(DCA)计算不同阈值概率下的临床净获益。结果 与预后良好组比较，预后不良组B型利钠肽(BNP)、HbA1c、SHR水平升高，左室射血分数(LVEF)降低(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NP、SHR水平升高以及HbA1c≥5.7%是中青年AHF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OR>1,P<0.05),LVEF升高是其保护因素(OR<1,P<0.05)。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结果显示，该模型预测中青年AHF患者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58(0.918～0.982),显著高于HbA1c、SHR、LVEF、BNP单独的AUC(Z=6.334、3.469、4.493、5.194,P<0.001)。Bootstrap内部验证结果显示，联合预测模型的区分度和校准度良好[校正后AUC为0.832(95%CI=0.770～0.885),Hosmer-Lemeshowχ2=0.841,P=0.425]。DCA结果显示，预测模型的风险阈值为0.02～1.00时显示出较高的临床净获益。结论 BNP、HbA1c、SHR水平升高是中青年AHF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LVEF升高是其保护因素。HbA1c、SHR、BNP、LVEF联合检测对中青年AHF患者预后不良的预测效能高于上述指标单独检测。
目的 探讨大气污染物暴露(PM2.5、CO、O3)和人体测量指标对中心性肥胖-代谢综合征共病(Metabolic syndrome, MS)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2023年1月至12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体检的6 199例中心性肥胖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其同期大气污染物暴露值(PM2.5、CO、O3)。参照《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将研究对象分为单纯中心性肥胖组与中心性肥胖-MS共病组，收集性别、年龄、吸烟等生活行为方式；腰围(Waist circumference, WC)、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腰臀比(Waist-to-hip ratio, WHR)等人体测量指标以及同期大气污染物PM2.5、CO、O3。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人体测量指标及大气污染物对中心性肥胖-MS共病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大气污染物、人体测量指标及联合预测模型。通过Bootstrap法(1 000次重复抽样)对大气污染物、人体测量指标及联合预测模型进行内部验证，计算校正后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及乐观度，评估模型稳健性。结果 6 199例中心性肥胖患者中有2 355例(38.00%)为中心性肥胖-MS共病患者。中心性肥胖-MS共病组的PM2.5、CO、O3、WC、WHR、WHtR、BRI、AVI、LAP、VAI、BMI、TC、TG等均高于单纯中心性肥胖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PM2.5、CO、O3暴露是导致中心性肥胖-MS共病的风险因子(OR分别为1.068、45.816、1.057,95%CI分别为1.046～1.090、21.686～96.792、1.037～1.077,P均<0.05)。WHR、AVI、LAP、VAI等人体测量指标为中心性肥胖-MS共病的独立危险因素(OR分别为17.653、1.919、1.029、1.065,95%CI分别为2.606～119.589、1.877～1.962、1.026～1.031、1.043～1.087,P均<0.05)。ROC曲线分析显示，大气污染物单独预测中心性肥胖-MS共病的AUC为0.746,人体测量指标单独预测中心性肥胖-MS共病的AUC为0.822,二者联合预测中心性肥胖-MS共病的AUC为0.891。经内部验证校正后，大气污染物预测模型(PM2.5、CO、O3)、人体测量指标预测模型(WHR、AVI、LAP、VAI)及二者联合预测模型的AUC分别为0.730、0.821和0.864,乐观度均低于0.027。联合模型预测效能最佳，其校正AUC高于单一指标模型(P<0.001)。结论 大气污染物和人体测量指标均是中心性肥胖-MS共病独立危险因素，两者联合预测中心性肥胖-MS共病的效能优于单独预测，同时所构建的联合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效能与稳健性，可为早期风险分层及精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代谢枢纽，其功能障碍会导致能量供应不足、活性氧失衡及细胞损伤，进而促发多种病理状态。线粒体核糖体由大小亚基构成，负责翻译线粒体基因组所编码的13种呼吸链关键亚基。近年来，线粒体核糖体大亚基蛋白(Mitochondrial ribosomal protein large subunit, MRPL)在肿瘤生物学中的研究迅速升温。大量证据表明，MRPL成员通过调控线粒体蛋白合成、代谢重编程、活性氧平衡以及核基因表达网络，直接影响癌细胞的增殖、凋亡、侵袭等关键表型。本文系统综述了MRPL家族的结构特征、功能及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多重功能，阐明其对肿瘤进展的作用机制。通过整合最新的组学、功能试验及临床关联数据，旨在为MRPL家族在癌症中的角色提供全面的认识。
目的 探究抑郁症患者血清神经递质水平特点及其与自杀意念的关系，并构建基于血清神经递质及相关心理社会因素的列线图预测模型，评估其对患者出院后1个月自杀意念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2019年1月至2024年1月期间于我院确诊的150例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出院后1个月随访时是否存在自杀意念，分为意念组(n=60)和无意念组(n=90)。所有患者均接受规范化经颅磁刺激治疗，测定神经递质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 5-HT)、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 NE)、多巴胺(Dopamine, DA),神经功能相关蛋白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人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Human neuron-specific enolase, NSE)、S100钙结合蛋白B(S100 calcium binding protein B,S-100B)水平，评估心理社会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各变量与出院1个月后自杀意念的关联性，并构建预测自杀意念的列线图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采用决策曲线(DCA)验证其临床净效益。结果 与无意念组相比，意念组患者入院时的血清5-HT、NE、DA、BDNF及自尊量表(SES)水平均降低，NSE、S-100B、流调抑郁量表(CES-D)、儿童期虐待问卷(CTQ)及艾森克人格问卷(EPQ)评分均升高(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入院时的血清5-HT水平(OR=0.223,95%CI:0.015～0.375)、NE水平(OR=0.423,95%CI:0.308～0.564)是出院1个月后出现自杀意念的保护因子(P<0.05);入院时的CES-D(OR=2.153,95%CI:2.047～2.259)、CTQ(OR=1.449,95%CI:1.008～1.890)、EPQ(OR=1.317,95%CI:1.112～1.522)评分是危险因子(P<0.05)。基于上述5个独立预测因子构建的列线图模型，预测患者出院1个月后伴自杀意念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939(95%CI:0.888～0.972),灵敏度93.33%、特异度84.44%;决策曲线(DCA)显示该模型具有积极的临床净效益。结论 患者入院时血清5-HT、NE水平是出院1个月后自杀意念的保护因子，CES-D、CTQ、EPQ评分为危险因子；基于上述5个因子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对抑郁症患者出院1个月后伴有自杀意念具有良好预测效能。
目的 探讨早产儿父母急性应激障碍(ASD)在早产儿父母照顾负担与出院后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12月至2025年5月在本院出生的220例早产儿及其父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及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SASRQ)、照顾负担量表(ZBI)、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对早产儿父母ASD、父母照顾负担和出院后应对方式进行评估。以Pearson法分析相关性，AMOS 21.0统计学软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本次实际发放问卷220份，有效回收207份，有效回收率94.09%。本研究207对早产儿父母SASRQ得分(42.08±18.69)分；ZBI得分(29.30±6.54)分；SCSQ总分为(32.76±5.52)分，其中积极应对(22.15±4.33)分、消极应对(11.50±2.38)分。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早产儿父母SASRQ得分与ZBI得分、消极应对评分均呈正相关(r=0.711、0.524,P<0.001),与积极应对评分均呈负相关(r=-0.535,P<0.001);ZBI得分与积极应对评分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评分呈正相关(P<0.001)。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父母照顾负担对早产儿父母ASD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β=0.725,P<0.001),父母照顾负担对出院后积极应对方式有直接负向预测作用(β=-0.592,P<0.001),父母照顾负担对出院后消极应对方式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β=0.575,P<0.001);早产儿父母ASD对出院后积极应对方式有直接负向预测作用(β=-0.353,P<0.001),中介效应值β=0.725×(-0.353)=-0.256,总效应值β=-0.592-0.256=-0.848,早产儿父母ASD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0.19%;早产儿父母ASD对出院后消极应对方式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β=0.416,P<0.001),中介效应值β=0.725×0.416=0.302,总效应值为β=0.575+0.302=0.877,早产儿父母ASD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4.44%,其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包括0,说明中介效应成立。结论 早产儿父母出院后应对方式与照顾负担、父母ASD有关，早产儿父母ASD在照顾负担和出院后应对方式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